伊莎多拉·邓肯:在舞蹈与爱情之间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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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赤脚、身披薄纱,在肖邦等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意境中轻盈曼舞,宛如天仙降临。

她异想天开,游戏人间,像换衣服一样变换情人,全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和随时随地的心理感觉。

她勇敢、坚强、特立独行,在饱受亲生孩子离她而去的痛苦后,依然站在舞蹈上,谁也无法击垮她。

邓肯1877年5月26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她出生时,父母已经离婚了,她跟随母亲生活,因为生活贫困,他们一家人经常搬家。

她的童年遭遇是不幸的,但是她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从小没有感受到父爱,在单亲家庭长大,但幸运的是,她的母亲给予了她伟大的母爱,让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音乐教育,培养了她的舞蹈志趣。

的确,在邓肯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真正的教育是母亲晚上弹奏贝多芬的曲子,朗诵莎士比亚、雪莱的诗歌。她在母亲身上学到了音乐知识,开启了她的舞蹈之门。

美丽的邓肯是一个拥有梦想的女孩。邓肯是为舞蹈而生,为舞蹈而活的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喜欢表演,尤其喜欢跳舞,并展露出非凡的舞蹈天赋,她刚会走路时便能在母亲的钢琴伴奏下翩翩起舞。在她6岁时,就能教小伙伴跳舞,并表现出对僵化、刻板的古典芭蕾的反感,立志把自己的舞蹈建立在自然的节奏和动作之上,去解释和表演音乐家的作品,摆脱规则和习俗所约束的自我表现。

穷困潦倒的生活,条条框框的拘束时时刻刻折磨着邓肯。她开始迫切追寻所有充满创作天赋的发出呼唤的地方。对她来说,不管这个“遥远的地方”在哪里,只要远离这里就行。终于,怀着满腔热忱的邓肯和母亲踏上了奋斗之路。

母女俩来到了芝加哥。邓肯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打击,她的舞蹈没有得到公众认可。于是,摆在母女俩面前的是饥饿,不是饥饿的威胁而是实实在在的饥饿。终于,邓肯在一家剧场里找到了工作。为了生存,她开始在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浑浊不堪的氛围中跳舞。

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即便是怀揣梦想的人也会变得十分渺小。此时,“遥远的地方”再次向她招手。这一次,邓肯一家人要去伦敦。邓肯已经21岁。

在这里,她刚开始收入很少,远远不够填饱这些年轻人如饥似渴的胃。但是她的精神食粮却是充实的,她在不列颠博物馆潜心研究了古希腊艺术。她从古代雕塑、绘画中找到了她认为理想的舞蹈表现方式:身着长衫,赤脚,动作酷似树木摇曳或海浪翻腾。

邓肯在自己的传记里曾再三提到,她最初的舞蹈灵感和冲动来自那奔腾不息的大海、微微颤动的鲜花、翩翩飞舞的蜜蜂和展翅翱翔的鸽子;在她的眼中,自然界一切都在舞蹈,而且远比人类自由舒畅得多。她认为在自然中寻找最美的形体并发现能表现这些形体内在精神的动作,就是舞蹈的任务。她的美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美即自然。

在当时,舞台上的舞蹈多半是芭蕾舞式的,一拍一跳,舞蹈演员束腰敞裙,只立在足尖,旋转翻滚。在邓肯眼中,这种跳舞,已失去人类自然行动之美,只不过是女性的一种技能。她认为:技巧会玷污人体的自然美,动作来源于自我感觉,舞蹈应该自始至终都表现生命。她把舞蹈定义为:“一个对生命的完整概念,还有透过动作表达人类心灵的艺术。”慢慢地,她开始不屑于为生活而去跳低级的商业化舞蹈。

在巴黎穷困时,虽有柏林某大戏院邀请她表演,只因不许她裸腿赤足,邓肯竟回绝了他。此时,她身心俱疲,这副胸膛蕴藏着无止境的痛苦,眼前的双手上打着悲伤的烙印。独自一人时,任由眼泪流尽。

终于,邓肯等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作为舞蹈家的邓肯终于要破茧成蝶。她被邀请在柏林表演,一个身披薄如蝉翼的舞衣、赤脚跳舞的舞者,在舞台上翩若惊鸿地做着那些无拘无束的神妙舞奏,热爱艺术的德国人对此表现出了近乎疯狂的热情。显然,她的舞蹈是革命性的,与一直统治着西方舞坛的芭蕾舞大相径庭,充满了新鲜的创意,创造了一种自由舞蹈的形式,为现代的新型舞蹈探索出一条新路。

她受尽磋磨,不屈不挠,终于获得了认可和成功。生活真可谓绚丽多彩。但在她那颗执意无悔的内心深处装着的始终是她的梦想。在这之后,每次表演,她以一身薄纱轻衫、赤脚起舞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人们的心中。她引起人们狂热的崇拜,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崇奉她如女神,倾倒于她的魅力。

邓肯的舞蹈,成为了一种风尚,英法各国人人仿效。的确,赤足的邓肯给20世纪的美国舞蹈界带来了一股有力的冲击。舞蹈史家的描述是这样的:邓肯整个身体在舞动,并把心灵安置其中,不守成规,也因而不落俗套,超越了“肉欲的对象”。

对于那时代来说,她是个标新立异的女性,但她所做一切,是出于本性,并非为了哗众。此后,办设舞蹈学校成了她一生追求的事业。

1904年,她不惜典卖珠宝,把所有的积蓄奉献出来,在柏林创办了第一所舞蹈学校,向年轻女孩传授舞蹈之美。这是她从小立下的志向,所以无论她遇到多大阻力,她都不会放弃,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作为一个舞蹈家,她获得了成功。她成为美国现代舞蹈的奠基人,并以自己创办的舞蹈学校,传播推广了她的舞蹈思想和舞蹈动作,影响了世界舞蹈的发展进程。

此时的邓肯渐渐明白,缺少圆满爱情的生活是不完满的,于是她的私生活充满了迷幻色彩。她开始在欧洲贵族富商,艺术界名人之间留情,甚至希腊王、保加利亚王也都倾心于她。但是她像换衣服一样变换情人,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在12岁时庄严起誓,她不排斥爱情,但绝不结婚。

1905年,她在柏林邂逅了埃伦·特里的儿子戈登·克雷格。这是一场伟大的爱情;这是一段极至的生活。她愿意做未婚妈妈,她不在乎孩子是不是因为私生子的名分而尴尬,她只是尊崇自己的内心,去寻找未来的方向。不久,他们的爱情结晶降生了,他们给她起名迪尔德丽。邓肯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她的舞步并没有就此停止,她来到了美国。同样,美国人震惊了,而且欣喜若狂。西奥多·罗斯福对邓肯也大为赞赏:“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跳着舞穿过沐浴在晨曦中的花园,去采摘自己想象中的美丽花朵。”

1914年,她又在巴黎近郊创办了一所舞校。当她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那萦绕的旋律翩翩起舞,此时一幅悲剧的幻象映入了她的眼帘。她闭目而舞,邓肯布置战术却分明看见了自己的两个孩子面临着不幸的威胁。几天后,她收到了两个孩子的死讯。

一位母亲的哭泣,一生中只有两次,也仅有两次———在自己孩子出生和死亡时。她感到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唯独她自己没哭,但是她听见了自己心底的哭号。作为母亲,她感到自己再也不能跳舞了。可她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双脚。在自己的悲剧中,她变成了一个女巨人,而生活没有也不可能止步不前。她依然跳舞,依然继续教她身边的那些小姑娘跳舞。

1921年邓肯应前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邀请,她不远万里,途经许多国家来到前苏联办学。

岁月的流逝,常常可以缓和童年时代的偏执,可是邓肯却始终没有改变对自己曾目睹的婚姻制度所持的鄙视立场。

直到1922年,邓肯对叶赛宁一见倾心和钟情,终于看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唯一的”意中人,把对叶赛宁的爱看作是她的生活的“最后一次复兴”。

舞蹈天才和诗歌天才相遇总会与众不同。邓肯一生不主张结婚,但为了与叶赛宁在一起,她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开始了她一直拒绝的婚姻生活。不仅如此,考虑到叶赛宁的感受,本来已经43岁的邓肯在登记结婚的时候说自己只有35岁,缩小了和叶赛宁的年龄差距。

结婚后,她发现叶赛宁“只佩服她的肌肤”,而不了解她的艺术。的确,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但性格上却缺乏和谐一致。不久,他们决定分手。叶赛宁在1925年年末自杀,邓肯在1927年下半年意外身亡。他们的相识,或许要为短暂而绚烂的人生抹上最后的浓重一笔。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各自成为了对方命运中的匆匆过客,各自成为了对方幸福与痛苦的根源。

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你的一生中,你认为哪一个时期最伟大和最幸福?”她不假思索地答道:“俄罗斯,只有俄罗斯。我在俄罗斯这三年过程中,是同它的全部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短短的三年里,足够抵得上我整个一生中余下的全部岁月。不久我又要到那里去了,我愿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

1926年,邓肯拍卖了她在纳伊尔的住宅———那个让人完全心碎的地方。邓肯两个天使般的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走的。

1927年7月8日,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节目是她自己精心挑选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邓肯的命运终究是不幸的:1927年,由于脖子上的围巾的一端卷进了飞驰的敞篷小汽车的轮子里而惨然死去。曾经爱过她的人哭了,了解她美丽梦想的人哭了,还有……

生命死了;梦想死了;世界空了。在那令人悲痛的日子里,人们发现,邓肯遗体上别着的宽幅红色缎带上闪耀着金色的题词:“俄罗斯的心为伊莎多拉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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